中国日报网10月28日电 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16年任期里的功过，认为她的“默克尔主义”是用精明的小伎俩处理大事件，并给欧洲政治留下了政治遗产有好有坏。以下是文章的编译内容：
无论是在德国国内还是在国外，对默克尔的一致印象是具有道德魅力、能超越狭隘党派偏见的准总统式政治人物。美国特朗普当政时期，默克尔被称赞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后捍卫者；英国首相约翰逊称她是外交界的“巨人”；就连被默克尔强迫实施多年财政紧缩政策的倒霉希腊左翼总理齐普拉斯也不禁对她的“真诚”赞赏有加。
也有截然不同说法，认为默克尔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没有真正的政治信念，而是像她办公桌上的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画像；有人将她称为一把匕首，从背后刺伤男性对手。不过，现在这些说法基本上消失了。
这些说法往往带着性别歧视的胡言乱语。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位“像样的”领导人，对默克尔的神化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诚然，默克尔在关键时刻成功地将自己的政党、各种大联盟以及欧盟团结起来，而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时逢德国处于出口繁荣期，总有足够的资金来换取所有人的同意。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惊叹于默克尔在微观政治方面的操作，也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她在全球范围内地位独特，能在气候紧急状况方面做出更多贡献——只不过她从未将此付诸实践。
在德国首位女总理即将卸任之际，默克尔学者们一直忙于探究默克尔独特执政风格的深层原因: 谨慎、务实、倾向共识。这些执政特点如今已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了。
这种执政风格没准与新教有关(新教使她成为一个精明的党外人士，独立于联合创始人康拉德·阿登纳的莱茵天主教所深刻塑造的政党) ？或者可能与她的物理学者背景有关，使她尊重科学，不屑于某位信口雌黄的美国前总统？也可能是她在东德的成长经历，教会她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尽可能少说话？
事实其实平平无奇。默克尔曾一度致力于实现一个大胆的愿景，而她的政治生涯几乎也因此终束。2005年，她以新自由主义为竞选纲领，提倡单一税收，削减国家福利，以及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在德国联邦选举中，她险些输给当时民调极低的施罗德。
从此，默克尔主义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不明显张胆地提出纲领性承诺（更别说那些振奋人心的言辞辩护）而使自己孤立，无人应和，而是仔细观察事情的发展方向，确定可能在某一点上趋同的利益，然后据此声称是自己一直在引导人们走向那里。默克尔一度想成为德国的“撒切尔夫人”，却最终想要成迎合所有人的人物。
默克尔有许多迷之行为，比如一边高兴于被哈佛大学誉为婚姻平等的自由倡导者，另一边却在议会对同性婚姻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
她采取了许多政策，如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期间推行的最低工资政策，然后宣传这些政策是她的成功——从而完善了后来被称为“非均衡遣散”艺术:即确保其他政党的支持者不会费心去投票，原因他们接受哄骗之后，认为她搞定一切。这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有意外之财而更容易操作：施罗德坚持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实施的是一种残酷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低工资行业。与此同时，欧元使得德国的出口成本更加低廉; 再加上中国的高需求，德国将迎来高收入的黄金岁月，没必要做艰难的选择。
默克尔在做选择时从不冒险：只有危机才会迫使她不遵循“只解决小问题的”政治模式。即使火烧眉毛了，她有时也会等尔待之，观摩德国人的情绪走向：譬如涉及欧洲危机时的重大决定的与德国州议会选举有关系。
公平地说，危机让默克尔着手开启一些重大改革，比如在2011年福岛灾难后逐步淘汰核电，在此之前，默克尔一上台就首先推翻了上一届政府终止核电的决定，这种反复折腾的做法耗费了数十亿欧元。
并非所有的危机都是突如其来的政治闪电。如今天，世界各地的左翼人士把默克尔视作一位向难民“开放边境”的圣人。毫无疑问，默克尔在2015年秋天冒了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一个罕有的时刻。她刻意用用她的基督教信仰来说明张开双臂欢迎难民的理由。
当然，这场危机背后有着久远的原因: 多年来，默克尔一直不满更公平的欧洲难民庇护体制。她曾用过“消灭难民”一词，听起来像“消灭害虫”，让人感觉是阻止难民穿越地中海等同于控制害虫。
对作家纳维德·克尔马尼(Navid Kermani)来说，默克尔在2015年9月直白地表示没有意识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最终可能如此直接地影响德国，令人震惊。只要大家在政治方面都保持冷静，她基本上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担忧。
一位柏林记者认为，在严重危机过后，默克尔会恢复到她“激进的反应性执政风格”。一旦大火不再燃烧，几乎不会费力去改善安全或真正重建。远离核能的“能源转向”问题很快变成了执政混乱问题。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重要讲话，恳求默克尔在欧元危机后建立一个更为紧密的欧盟架构，却受到后者礼貌性地忽视。她慢不经心地想要欧洲找到另一种处理难民问题的办法，但随后直接选择放弃，而是满足于买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利比亚军阀，让他们把难民挡在欧洲围墙之外。
只有在新冠疫情爆发时，默克尔才再次愿意有大胆举动，发行由全体欧盟成员男支持的债券。正是“是重大事件，亲爱的孩子，是重大事件”让曾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举步为艰，而这些情形对默克尔来说，存在于他一旦愿意做所认为对的事，但政治上存在风险，要用当前的危机迷雾来包装。
默克尔有一个著名公式“Fahren auf Sicht”——开车时不能看得太远(更别说用 GPS导航)——目换是一路平安; 但是，当遇到气候紧急情况时，这个公式有可能会把全世界推下悬崖。年轻的德国活动家对此多年来抱怨不停，而默克尔耐心地为自己辩护，解释说政治是由“什么都有可能的”组成的。
但是，究竟政治里有“什么都有可能”呢，自然也由默克尔说了算。毕竟，她是一位科学家，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能够将大问题化为具体的政策变化。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担任过环境部长，而且她当时拥有的反“魅力”气质，现如今变成了一种魅力，能实时性地传达出诚意——这与瑞典年轻的活动家葛丽泰·桑伯格对某特定受众的影响有得一拼。因此，默克尔在动员国外受众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她却从未这样做过。
默克尔主义的局限性在新冠疫情期间显现出来。2020年春天，德国没有受到第一波疫情的影响，通常的解释是默克尔是一位理性的问题解决者。到了冬天，她寻求共识的行事风格反而造成了致命的拖延。与各个联邦州的首脑举行长通宵会谈，研究正确的防疫政策道，演变成了怪诞的欧盟峰会: 睡眼惺忪的政客们宣布了一项协议，立马被那些理应支持共识的同事破坏，混乱随之而来。
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有点像保守党——长期以来一直靠灵光乍现的能力存在，同时也被默认是一个执政党。对新冠疫情的管控不利打破了这种印象。长达数月的封城措施让德国人有时间思考他们在基础设施、教育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方面落后了多少; 默克尔领导的政府痴迷于平衡预算，根本没有提供公共投资。
传统观点认为，默克尔主义让默克尔的政党变成了有名无实，但是，很难说有人会真地阐述了21世纪基督教民主的愿景。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右翼政党真正成为极右翼主流的原因——想想奥地利的库尔兹领导的，坚持基督教民主理念的人民党：没有自主的理念，也不明确中右翼和极右翼之间的界限，名义上的主流领导人一直忙于适应本土主义，甚至是法国和荷兰等国彻底的种族主义。
值得赞扬的是，默克尔确实坚持了下来。她对多元文化主义“彻底失败”有一些评论，而在十年前，这么做是一种时髦举行。不过，她也以自己特有的轻描淡写风格，用“毫无帮助”几个字驳斥2010年的一本畅销书认为穆斯林入侵者取代德国人而引发恐惧的观点。
可以肯定的是，她的言语本应更强势，在涉及外国极右民粹主义者时，她的立场也应该更加鲜明。她很高兴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留在欧洲人民党内——该党派是欧洲中右翼和基督教民主党的跨国联盟，但欧尔班正忙于掏空匈牙利的民主。她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德国工业——特别是强大的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匈牙利的庇护。
不过，即使是批评者也会在许多场合承认她基本上是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她的追随者发声：如果不出意外，她是一个绝对廉洁的政治家；很难想象她会以一名说客，甚至是以四处演讲的方式捞钱。话说回来，如果这种自我克制都能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价值，反而表明我们对如今领导人的期望有多低。
（编译：魏兴慧 编辑：王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