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6月22日电《今日美国》6月14日刊发题为《医疗偏见：从止痛药到新冠肺炎，种族歧视在医疗系统中日益严重》的报道称，不论是在临床医疗，还是在医疗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美国医疗界一直存在或显性或隐性的种族歧视现象，且正在日益恶化。而这种种族歧视导致新冠肺炎“杀死了”更多的有色人种。以下为原文选编：
《今日美国》网站报道截图
黑人在医院被当垃圾工和瘾君子
艾莉西亚·科尔（Alicia Cole）是一名女演员。2006年，她做了一场小手术，却在术后患上了三种危及生命的抗生素耐药性感染。但是跟身体上经历的痛苦一样，科尔依然清楚地记得她在医院里遭受到的种族歧视。
当时，她刚刚切除了两个小肌瘤。由于术后感染，她整整住院了两个月。而她的父母每一天都守护在其病床旁。于是有一位护士便开始问，她父母是做什么谋生的？他们整天陪在医院里不去干活，如何负担得起这样的生活？科尔说，白人患者是不会被问这样的问题的。
科尔说，每次当她父亲拿着她的伤口敷料走进医院大厅时，几乎毫无例外，总会有人把这位已退休的前福特汽车工人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误认为是医院里的低等工作人员。他们总是会试图将脏衣服或垃圾交给他。
2016年，科尔患上了鼻窦炎，随后又发展成为坏死性筋膜炎和脓毒症，她又住院了。她弟弟去药房帮她拿强效镇痛剂吗啡。但是药房显然是将她弟弟当成瘾君子了，因为他是黑人。于是药房拒绝让她弟弟领取吗啡注射液，并称处方不合法。直到医院打电话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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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艾莉西亚·科尔在父母陪同下坐轮椅出院。
医疗保健领域的专家也同意称，无论这种种族歧视是否是有意的，是否是明显的，是制度性的还是研究方面的，当新冠肺炎来临时，这种巨大的医疗偏见导致更多的有色人种被感染或死亡。
是否缴纳了保险，是否有人照料，是否有房产，是否能够获取健康的食物和便捷的交通等，都会对疾病如何影响每一个族裔起作用。科尔认为，当受到歧视时，人们会选择离开医院，而试图在家里接受治疗。
黑人妇女的子宫更容易被切除
在子宫肌瘤的治疗领域，种族歧视尤为明显。而黑人妇女深受其害。
黑人妇女却远比白人女性更容易得子宫肌瘤，同时被鼓励做有风险的手术，将子宫肌瘤切掉。而通常被推荐的就是子宫切除术，哪怕对适龄产妇有时也如此。
乔伊·库珀（Joy Cooper）博士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接待过很多非裔子宫肌瘤患者。而库珀自己也曾是一名子宫肌瘤患者。
当时，库珀顶着像怀有6个月身孕一样的肚子过完了她的住院医生实习期，直到她能切除子宫肌瘤，而手术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我是白人女性，应该会有很多方法来预防或者治愈子宫肌瘤，”库珀说，“但是因为是黑人女性，大家做类似研究的兴趣不大。”
有些医生认为，种族歧视是黑人妇女在看医生前就让子宫肌瘤如此严重的部分原因。而当这些妇女来到索伊妮·霍金斯（Soyini Hawkins）的诊所时，她们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她们在此前医生办公室里的经历听来让人如此沮丧。
“病人告诉我，她们觉得自己被排斥了，所以对医生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就再也没有去看医生。” 霍金斯说。
非裔为主要患者的疾病被长期忽略
泰德·洛夫（Ted Love）博士最了解当黑人是某种疾病的主要受害者时，这些疾病是如何被忽略的。镰状细胞病在100多年前就被发现了，其病因被了解也已有约50年历史，但对该疾病的相关投资和创新却远远落后于其他所谓的罕见病。
洛夫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研发了一种针对镰状细胞病的新疗法。而全球在近20年里针对该疾病仅开发了两种新疗法。
赫兹·纳泽尔在自己的画室。
今年46岁的赫兹·纳泽尔（Hertz Nazaire）在六个月大时就被诊断出患有镰状细胞病。今年12月，纳泽尔开始使用洛夫公司开发的这种新药。在这之前，纳泽尔和其他镰状细胞病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吃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输血或干细胞移植。而干细胞移植不仅有风险，还需要能够找到与患者配对且健康的捐献者。
于是，纳泽尔不得不频繁地与医护人员见面，但是医护人员认为他表现出“寻求毒品的行为”，而不是真正的痛苦。
“人们自带偏见，并且在他们认识你之前就对你品头论足。跟我一样肤色的人，是他们最后考虑的人。而我就是其中一个。他们不会像对待一个独立的个体那样对待我。” 纳泽尔说。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疗管理系统
如果你问黑人医生或者病人，他们是否认为在医疗系统中存在种族歧视，很多人都会一笑置之，认为这些只是个案报告。但问题是这种报告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对于有色人种最易患的一些疾病，目前市面上也缺乏相关的研究和创新，从这些证据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端倪。也有一些科学研究证明，医疗系统中本身就存在不公正待遇。
去年10月，《科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多家医院使用的一种算法错误地计算了病重的黑人患者所需要的医疗护理。《卫生事务》杂志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非裔美国人更有可能参与那些不要求填写“知情同意书”的研究，于是没人向他们描述参与该研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玛格丽塔·阿里西亚（Margarita Alegria）是一名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和心理学家，并在麻省总医院领导对医疗偏见的研究。她说，医疗系统的管理方式本身就植入了偏见，因为这种管理方式鼓励医生通过看更多病人而推动利润最大化。
阿里西亚说，如果你不将病人按族群分类，你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是这样会导致“归因错误”，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信息，以便他们能够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你只能根据病人所属的族群来对病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行归类。”
医疗偏见是慢性瘟疫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副部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Howard Koh)说，新冠肺炎是一种迅速传播的瘟疫，而美国的医疗偏见则是一种慢性瘟疫，后者使得前者火上浇油。
高京柱说，研究显示，即使是最善良的医生，或者医护人员，都会在照顾他人时显示出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来。
即使是那些已经得到公众关注的疾病，治疗结果也有可能因种族而异。比如，乳腺癌是妇女最易患的一种癌症。但是研究人员发现，黑人女性被诊断出患有晚期乳腺癌的可能性更大，使得治疗更困难。2017年，一份针对密苏里州26331名患有乳腺癌的妇女的研究发现，黑人女性被诊断出已经是晚期的概率比白人女性高出30%。
玛丽娅·姆沙里（Marya Mtshali）是哈佛大学的一名讲师，从事妇女和性别研究。她说，非裔美国人遭受的医疗差异其实在他们踏入医院或者诊所之前就开始了。非裔和拉丁裔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概率更高，所以面对高昂的医疗账单，患者自己可能就会退缩，或者治疗时被区别对待。
很多时候，黑人社区配备的医疗诊所或者医院较缺乏，或者缺少一些关键的医疗服务，比如产房。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黑人妇女死于怀孕相关疾病的概率是白人的2到3倍。
姆沙里说，在一些医疗偏见案例中，因为同时存在性别歧视，所以导致的结果更加糟糕。她引用一些个案称，一些患有诸如流感或者剧烈腹痛的黑人女性，还会花费额外时间在穿着上，以便在治疗时得到尊重。而这些行为背后潜在的担忧，就是担心自己去医院或者诊所时不能得到同等的治疗。
“当一个人已经疼得直不起腰来，却还在担心自己的仪容仪表，这里面就已经有恐惧、怀疑和不信任，担心自己走进医疗机构时，不会得到同等的治疗。” 姆沙里说。
“医院对有色人种并不友好，无论医院自己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详细地记录了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高京柱说。
（编译：何雨阳 编辑：刘世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