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月2日电 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摆放着80多幅穿着深色衣服的男女肖像画。这些人的手臂,鼻子或腹股沟等部位长着巨大的肿瘤,但他们表情平静、神态坚定。这些肖像画都是出自19世纪一名中国画家——关乔昌之手。关乔昌是清代油画家,其作品以外销欧美为主,西方人称他为林呱(Lam Qua)。
美国在线杂志Atlas Obscura最近刊登了由科普作家韦罗妮克·格林伍德(Veronique Greenwood)撰写的一篇关于这些肖像画的文章。文章认为,在关乔昌的笔下,这些患者展示了生命的张力,让观者切身感受到了人类因病痛所承受的苦难和人性的光辉。这些画最初虽出于医学实用目的,但是如今已经成为了引人深思的伟大艺术品。
200年前为肿瘤病人创作的画
这些画的原主人是一名叫彼得·帕克(Peter Parker)的医生,也就是后来在中国创办了广州博济医院的伯驾医生。格林伍德的文章称,1834年,帕克从耶鲁大学的医学院和神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如愿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但是,身患肿瘤的病人逐渐吸引了他的注意。当时,手术在中国并不常见,这些人的肿瘤却在疯长。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帕克医生应患者要求切除了肿瘤。帕克医生在他的医学日志上记录了这些患者的案例。当时在中国已有所名气的肖像画家关乔昌恰巧是帕克的邻居,便应帕克之托为这些患者画像。
文章还称,帕克医生最开始是用这些图片来教授学生。后来这些画作也成了一种鼓励,据文献记载,患者术前和术后的对比照会在候诊区展出。帕克还曾利用这些肖像在西方世界进行筹款并取得了成功。除了当时的患者,美国国会两院,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法国的国王和王后都曾观摩过这些画。不过,这些人大多都是出于猎奇的心理来看这些来自遥远的东方的画。同时,也是因为关乔昌笔下这些病例的怪异性,这些画基于医学价值被保存下里。
但事实上,有些画像中的患者并不病态。文章指出,在耶鲁大学的收藏中,标有6号的肖像画是一名年轻女子。她戴着银色的长款耳饰,额头上的刘海剪得很具有美感,右手留着精致的指甲,但手上黑红色的肿瘤已经长到一只猫那么大。她的嘴微张着,仿佛是有话要说。
同样是在耶鲁大学的收藏中,另一幅用中文标注着38号的画像呈现了一位戴着帽子的男性,帽顶小球是显著的红色。该男子的目光投向了远方,他的眼神平静,表情轻松,脸上有一种温柔的无畏,仿佛左脸上巨大的肿瘤并不存在。这幅画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作画之人并不追求医学的精确度,而是想要用近乎印象主义的手法呈现出病人当时的神态。
文章认为,关乔昌本人可能比伯驾医生更了解患者,因为伯驾医生和病人之间隔着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在那个时代,肖像画通常用于展现富人的自负虚荣,而关乔昌则用来描绘贫穷病人。因此在整个作画过程,关乔昌可能会感受到一种绝妙的讽刺。
根据耶鲁大学网站,关乔昌是广东南海人,其技法趋近于英国当时流行风格,作品同时受到了旅居澳门的英籍画家乔治‧钱纳利的影响。在1841年和1851年,他的肖像画分别赴美国纽约和波士顿展出,是作品最早赴欧美参加展览的中国画家。
大学地下室里尘封的 “丑画”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乍看并不具有美感的医学肖像画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挂满了灰尘,已失去往日光泽的画得以重见天日,并令观者久久无法忘怀。格林伍德在文章中是这样描述这段经过的。
20世纪90年代初,斯蒂芬·拉赫曼(Stephen Rachman)还是一名研究生。有一天,他正在耶鲁大学医学史图书馆学习,一位图书管理员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对他说:“你想看点恶心的东西吗?”于是拉赫曼随着朋友离开了阅览室,进入地下储存区。拉赫曼如今已经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英语教授,他表示:“我一向都不会拒绝这种事情。”
他们打开了一个金属栅栏,里面堆满了布满灰尘的杂物,并见到了一件古老的柜子。在柜门的内侧挂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写着:彼得·帕克的患者画像,令人恶心,颤栗甚至昏厥……
这些前人留下的评论,说明了柜子里收藏的是画像。随着油性颜料老化和变暗,这些画作也变得有些模糊。但画中这些患者决绝又深邃的目光穿越了时光给人以深深的震撼。虽然拉赫曼的论文与此无关,但他却始终无法将这些画从脑海中抹去。
几年后,他碰巧去了有300年历史的伦敦盖伊医院,当时以前教学用的收藏画作正在展出。拉赫曼一眼就认出了其中几个。他说:“我之前看过这个系列的画,它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让我难以忘记。”于是他开始寻找这些画,除耶鲁大学的84幅肿瘤患者画像外,盖伊医院收藏有27幅,康奈尔大学有4幅,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有1幅,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维尔康医学史研究所还存有许多类似水彩画。另外,耶鲁大学的图书馆还收藏了帕克医生的医学日志。拉赫曼花了几个小时在微缩胶片机上仔细研究,将一张张面孔与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相对应,同时也了解了作品的创造过程。
让观者产生共鸣的伟大画作
如今,画的主人、画家和画中人早已成为历史,而这些画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来到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许多人,从历史学家到电影制片人再到记者,甚至是医学院教授都想亲眼观摩这些画。《图像的来世》(The Afterlife of Images)是为数不多的阐释这些画作的书籍之一,中国文化研究学者阿里·海因里希(Ari Heinrich)在此书中写道“每个看过这些画的人都会被深深地吸引。”位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计划于2021年展出关乔昌的肿瘤患者肖像画,这将是该系列画作25年来的首次展出。馆长戈登·威尔金斯(Gordon Wilkins)说:“这些画中有些东西相当怪诞,但又却异常地迷人。”这些画作经久不衰地原因是什么?
格林伍德的文章认为,这些画作的背后有着引人深思的内涵。“我不能代表所有人,有些人看到这些会觉得恶心。”拉赫曼说,“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你认真得感受这些人的痛苦而不是掉头离开,你会发现这些画中人十分有张力。”手术前,患者会感到紧张,恐惧,痛苦和压抑,但在为肖像画摆姿势的同时,这些情绪也就减弱了许多。拉赫曼说:“这就像看着他们准备一场战斗,这些画背后的意义远远大于普通的临床肖像画。患者们不愿意被看作是标本,他们十分抗拒。”
文章指出,这些画作的风格类似于英国著名画家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的英国贵族肖像画。那个时期的画作风格很中立,背景是千篇一律的风景或是随意的黑灰色搭配,人物都有着皱巴巴的领结和粉红色的脸颊。而在远处,一条蜿蜒的河流或一片树林暗示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阿里·海因里希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他曾在研究生时期看过关乔昌所作的这些肖像画。“这些画会使人产生某种共鸣,它们反映了在当时那个环境中画中人的本质。
文章称,这些画作最初的创作也许是出于实用目的,但它们如今已成为伟大的艺术品。威尔金斯将它们与罗萨蒙·帕赛尔(Rosamond Purcell)的照片进行了比较,多年来罗萨蒙镜头下烧焦的书,保存完好的自然历史标本以及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让观众惊奇不已。威尔金斯说:“她的职业是拍摄似乎无法拍摄的东西,她将作品上升到了美感的层次,关乔昌的肖像画也是如此。”他们持久的影响力来自于给人们的一种强烈代入感。
文章最后称,人体十分神秘,有时会让你十分惊喜。当我们凝视着画像中的这些患者,就像威尔金斯所说,“我们会和画中的人产生共鸣”。这些患者的画像会让人们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面对人生中的病痛。
戴佳佳翻译了文中部分内容。
(编辑:刘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