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1月3日 英国《经济学人》在英国气候大会召开前发表一篇文章，列举了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等方面并没有实现之前的所承诺，这让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近期出现的能源短缺和新冠疫情反复的情况，则引发了外界质疑大会能否成功。
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前的几周，通常都会进行最后的呼吁倡导。绿色组织会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采取积极的行动；不发达国家会向发达国家寻求支援。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于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在此之前，一个代表土著居民的组织正在募集夹克、长筒靴和防水服。该组织表示，计划参加该会议的亚马逊土著居民“没有经历过像苏格兰冬天那样寒冷的气候”。
今年举办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是自2015年签署巴黎协议以来最重要的气候谈判，主要是因为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行动承诺。所有国家都应该制定严格的减排新目标；发达国家应该资助落后国家的绿色计划。在这两个方面，世界各国都做得不够好。在格拉斯哥开展的会议进程可能会迎来冷场。
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巴黎协定》，,承诺要将地球平均地表温度的增幅控制在不高于前工业化水平2摄氏度水平，理想情况下增幅不超过1.5摄氏度。就全球变暖的有害影响而言，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而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气温上升了1.1至1.3摄氏度。因此，将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想要抓住机会实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必须在2030年将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准上降低45%，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
巴黎协定没有做出这样的减排规定——也不可能这么规定。相反，各国自行承诺采取减排措施，即“国家自主贡献”。在巴黎大会上所讨论的“国家自主贡献”战略并不符合协议的崇高目标，这将让全球气温在2100后比工业化前高出3摄氏度左右。该条约要求每五年各方都应推出更有作为的“国家自主贡献”新战略。由于新冠疫情暴发，格拉斯哥大会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而该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各国提出第一轮新战略目标的时间将截止。
2020年开始，各国政府陆续做出新承诺。在气候问题上，发达国家比较落后国家展现了更大的宏伟目标。欧盟承诺到2030年，将比1990年减少55%的排放量，此前仅承诺减排40%。美国表示到2030年，其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至52%。此前是到2025年减排26%至28%。这两大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3%。
一堆空话
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是一个异类。它最初制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战略并不特别宏大，最新制定的战略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制定了较为宽松的目标。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没有承诺新措施。墨西哥和巴西通过使用一些创造性的碳核算方法，制定出新战略，但与最初的计划相比无甚新意。
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7%，但还没有公布新的气候战略。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同样也没有发布最新战略。2020年，中国表示将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许多人希望这一目标能提前实现，但绿色和平组织的李硕（音译）认为这不太可能很快实现。他表示，中国更有可能通过宣布一个绝对数值来加强其承诺，超过这一数值，中国的年排放量就不会增加。
总的来说，这些新目标令人有些失望。预测机构国际能源署表示，在今年年中做出的承诺有50%的可能性将升温控制在2.1摄氏度以下，但只有5%的可能性可以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这是在所有的承诺都能得以兑现的前提下做出的预测，但这很难得到保证。
这些毫无生气的承诺背后与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资金失败有关系。2009年，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将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大约等量的资金将用于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排放。国际能源机构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2万亿美元的投资，而发达国家筹集的资金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一承诺理应表明发达国家愿意为地球的福祉做出牺牲。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9年发达国家仅提供8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今年，在气候大会召开前的最后时刻，总投资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可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感到恼火。最初的期限是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当时的资金总额可能甚至低于2019年的总额。而其中只有大约25%的资金用于资助适应气候变化，远不及承诺的50%。
所有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将在气候大会上引发绝望情绪。发达国家可能会再次强调他们的贷款意愿，可能会宣布未来几年提供融资的总数额，比如在2020年至2025年承诺提供5000亿美元。可是，没有任何国家可能会迅速调整其国家自主贡献新战略，因为制定这些战略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还需要跨政府部门进行协调。
相反，格拉斯哥会议的进展可能仅限于在限定讨论中所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结果将有助于各国实施其现有的气候战略，并有可能让它们在未来做出更多的气候承诺。其中一项工作是就国际碳市场的规则达成一致，比如在碳信用额方面，重复计算的意义等。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损失和损害”，即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应该得到多大的补偿。这个议题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禁忌。在巴黎，发达国家最终同意在协议中提及这一概念，但拒绝进行实质性谈判。发展中国家希望将这一话题提上议程，给未来进行进一步具体讨论奠定基础。
第三项议题是努力让各国政府签署行业层面的承诺，比如停止燃烧煤炭、禁止销售内燃机、停止砍伐森林。《全球甲烷承诺》是一项大有可为的新协定，要求到2030年至少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30%。美国和欧盟等国都支持该协议。持续20多年的测量数据显示，一吨甲烷多释放的热量是一吨二氧化碳的86倍，而甲烷从大气中自然去除的速度比二氧化碳快得多。由政府和游说团体组成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表示，到2050年将人为造成的甲烷排放减少一半，可以使气温降低约0.2摄氏度。
第四个议题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海伦·蒙特福德（Helen Mountford）所说的“保持1.5摄氏度”。环保组织和一些国家政府希望各国接受整个世界未能减缓全球变暖的情况，并要明确表示希望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中国和印度并未在今年7月的G20峰会上支持类似的声明，认为如果修改了气温上升的目标，也要相应修改气候融资目标。
全球能源短缺现象无奈地阻碍了这些议题的讨论进程。在亚洲，煤炭短缺导致工厂被迫限制产能；欧洲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失控。各国政府都注视着美国总统拜登为让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包括支持清洁能源企业等在内的法案而使用浑身解数。这场争论提醒人们，民主国家在寻求实施重大气候改革时面临着重大困难。
新冠疫情增加了谈判代表参加气候大会的成本和风险。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与会代表可能会比平常少。即使在正常时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发达国家可能会派出大批技术官僚。许多发达国家似乎度过了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而发展中国家仍在与之斗争，这一事实只会让这种不平等更加令人痛心。
派系分化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加剧一直以来的派系化。出席气候变化大会的代表团一般由三个派系组成：发达国家、较不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不发达国家要求发达国家进一步开展行动，提供更多的资金。发达国家试图说服新兴国家采取措施减少污染，因为新兴国家占据了新增排放量的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试图让发达国家知道，它们实际上是贫穷和脆弱群体的一部分，同时也发出了提醒：发达国家是通过污染环境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旧有的派系正在松动。游说团体欧洲气候基金会（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的劳伦斯· 图比亚纳（Laurence Tubiana）表示，与特朗普在白宫当政时相比，新兴经济体不作为的理由变少了。南非等一些国家正展示出更多雄心。今年9月，中国表示将不再为境外新建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发达国家发生的自然灾害可能会带来新的紧迫感，比如德国发生的洪水造成近200人死亡。
在第26届气候大会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可能是渐进的，而不是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所承诺的那种“大跨步”的。但是，这将会使一些基层活动人士感到愤懑，这样的进展很难与挑战的规模相匹配。两年后，巴黎协定下的“全球盘点”将检查各国政府实施气候计划的情况。如果说各国最近的气候承诺体现了某种迹象的话，那么两年后的盘点可能会揭示出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无所作为。
（编译：喻玲萧 编辑：王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