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维持中美之间良好的经济、政治和两国民间关系等议题相比，贸易问题的重要性显得微不足道。大多对经济问题的考量都是短期的、影响也较小，但中美两国关系会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局势。

我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还是个洋女婿，所以我对这两个国家都十分关注。然而，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在过去十年间的恶化走向让我感到害怕。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

根据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分行最近的一项研究的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仅占美国消费者支出的1.76％。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约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这些其实都不是小数字，但它们也不足以大到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

但是，确有一部分工人以及公司，直接受到这个数额的影响。

两国政府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目标就是保护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工种的工人。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恢复工厂里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曾让工薪阶层的人们有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国方面的目标是保护从事出口行业的工厂工人的工作。

但是，两国对于低技能工作的保护都须是短期的、过渡性的。在美国，工资标准长期偏高，因而导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公司都对美国避之不及。正是因为印度、中国和前苏联的劳动力价格与西方市场的区别，这些工作才得以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存在。

中国的收入和工资都已大幅提高，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将离开中国。中美两国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是进行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两个国家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实现这个转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惯常操作是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宽松的市场准入标准，但是一旦这些国家发展度更高时，就会施行更严格的市场准入。

从1945年到1970年左右，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很容易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则不要求进入欧洲市场。当时的欧洲货币贬值严重。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欧洲生产商规模小且处于技术劣势时，这是可以的。但是，到了1970年，欧洲人赶了上来，所以尼克松政府选择取消美元金本位制，并实际上使得美元贬值。

无独有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也享有宽松的美国市场准入机会。日元兑美元汇率被压低严重，约为300日元比1美元，而在今天，这个数额约为100日元。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与美国公司竞争激烈，因此美国坚持日元快速升值，并对日本汽车进口美国征收配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如今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从前其与西方盟国的谈判中所持立场类似。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美两国经济紧密相连。根据贸易的“引力模型”，各国主要与邻近国家进行贸易。举例来说，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的主要贸易伙伴。像美国和中国这样距离遥远的国家成为彼此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不寻常的。未来十年的部分转型将是两个经济体在某些方面的分离，以及两国的供应链的多样化。美国将再次将贸易重心放到北美地区，而中国将增加其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

美国需要意识到，中国必须提升其生产力和技术，因为这是它在未来十年内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

而这些升级背后的动力主要是中国竞争激励的市场下中国企业的发展。很多科技公司的高管告诉我，中国科技市场比硅谷竞争更为激烈。许多美国人强调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研发或投资补贴的作用，但这些因素其实远不及与中国的创业公司不断提升自己竞争力，而为这种升级做出的推动力。

一些影响力大的现任和历任美国政府官员确实发表了很多关于阻止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同类竞争对手”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实非明智之言。世界已今非昔比，不再是1990年的世界了。中国经济在购买力对等原则的基础上（经调整当地价格）已超过美国，其标准计量GDP可能也将超越美国GDP。中美两国在商业和国际政治中确实是竞争对手，但他们不一定是敌对的竞争对手。

周二，特朗普总统称这场贸易摩擦是在一段良好的关系中的“小型争吵”。就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他是对的。

但是，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历史只是一个接一个的糟糕事件。” 唯一真正重要的目标是确保中美两国的关系不会成为这些“糟糕事件”之一。以一个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与我两国之间的一众重大共同利益相比，中美之间的争端很小，也不会是长期的。

作者：中国日报的外籍专家，美籍经济学者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

译者：卢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