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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关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一潭死水到活力社会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8-12-26 15:46 

中国日报网12月24日电 据欧洲时报网12月22日报道,改革开放40年,中国探索社会治理之道,正从“乡土中国”逐步向“现代中国”转型。仿佛扔进“宁静池塘”的石头,改革开放所激起的层层波澜,改变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形态,一层一层向外推展。从一潭死水走向活力社会,映射的是一个人口近14亿的东方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有活力的社会:在市场中孕育

“人们在评价改革开放时,往往更关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突破和成就,其实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和转型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在过去40年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上世纪80年初期的中国,鲜有民间组织和市场机构,政府与社会高度一致。相较于“社会”,中国人在40年前对“集体”或者“单位”更为熟悉。因为后者几乎包办了一切。人们居住在功能齐全的单位“大院”之中,这里有食堂、医院、学校、商店和其他生活设施。正是改革开放,打破了集体包办个体“生老病死”的局面。

从城市中没有单位归属的“个体户”,到农村告别“大锅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政府和个体之间开始出现中间地带。这为民间组织和市场机构的“发育”提供了空间。

汪玉凯指出,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或者说单一公有制结构松动后,加速了中国社会分化的历史进程,打破了政府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格局。为市场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应运而生,这些非主流新组织要素的大量涌现,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化。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学勤认为,在40年的制度建设中,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自下而上的人民首创精神在改革过程中缺一不可。改革中的“先行先试”,正是发挥人民首创精神,集聚人民智慧和力量,中国社会才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改革调动起中国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整个中国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政府、社会、市场所组成的全新领域,则为这股社会脉动释放了空间。不同的职业开始涌现,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财富的积累、物质的丰盛,让中国人随之有了多元化的选择。人们对生活的标准也从“怎么过得去”转向追求“如何过得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认为,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

更积极的个体:在流动中成长

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逐步孕育,也为个体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和可能;中间地带,则为中国人提供了流动的可能和空间。

1979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中国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管理制度开始松绑。农民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离开故土,进入城镇,变成企业工人、个体经营者……虽然不能代表全部,但农民工几乎就是近40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群体的缩影。

“人口流动,顺应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2017年约有18%的中国人在流动,总数达2.44亿,其中70%-80%是农民工。

除了中国国内的大范围人口流动,留学生也成为中国人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群体。据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519.49万人,留学回国人数313.20万人。仅是最近六年,已有231.36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97%。

无论是求学抑或务工,不同的群体,在流动中通过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异质的生活经验冲击着他们的观念,也改变着他们对生活的定义和目标,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

李培林曾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

在关注个体流动的同时,技术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借助社交网络和新兴通讯技术,以及时性、共享性为特点的生活方式正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被经济学家定义为“我能行”的一代。正如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黄碧娟所指出的,他们比父辈更具全球思维,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他们获得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如今正在改变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

更有效的政策:在治理中嬗变

与人的发展相同。中国社会政策的探索,同样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目前,中国已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的合力治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但李培林认为,经过40年,中国基本懂得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包括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如何驾驭一个发生巨变的社会,现在还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

汪玉凯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在改革开放40年中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治理主体走向多元化。在沟通方向上,也从过去的政府或集体“一刀切”“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逐步转向政府与民间双向互动的模式。

近些年来,中国官方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等更细更实的社会治理理念,开始内化于官方实际工作层面。

面对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民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这也在客观上要求中国执政者继续与时俱进地提升治理能力,在人民美好生活的满足上配置更多的社会资源。

宋学勤认为,中共“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断地调整社会建设的改革进路”。近几年来,中国官方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多层次住房保障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与精准扶贫、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都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

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研判,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40年给这片土地所带来的变化。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中蕴含的丰富内容,映衬着当代中国日益的多元与复杂。

宋学勤指出,深刻把握40年来社会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对未来中国社会自身深化改革具有历史借鉴意义,同时,社会建设的中国经验也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集体主义走向多元社会,其背后是一个人口近14亿的东方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或许可以成为“多元社会”的一种中国表达、一份中国期待。

(编辑:严玉洁 党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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