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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民主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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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金融时报网27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何帆的题为《民主遏制不了贫富分化?》的文章。文章说,收入分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激动的话题。支持一方的观点,或是反对一方的观点,都可能会掺杂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就拿今年最火的一本书,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来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它好的人给它打五颗星,说它不好的人恨不得倒扣它几颗星。

  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真相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地带。平心而论,皮凯蒂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他没有雄心想打碎旧世界,迎来新天地;他的观点是很独特,但并不离谱;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不是为了要迎合哪种政治立场。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比较轴、比较另类、比较欧洲的青年学者而已。同样,平心而论,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光环都加在皮凯蒂一个人身上,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杰出学者还有很多;皮凯蒂也未必真的找到了颠扑不灭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他的理论基础漏洞百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政策建议也很天真;收入分配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皮凯蒂说来说去,只是他知道的那一点点事情。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比较轴、比较另类、比较欧洲的青年学者而已。

  我们姑且不论皮凯蒂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的一个担心值得我们关注。皮凯蒂不是说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不好。如果你的收入都是自己努力挣来的,那么,适度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供正向的激励机制,这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件好事。即使你的收入来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如果你能够让别人相信,你就是应该拿这么多钱,那么,就算是极度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想象一下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如果生在下等阶层,你只能听天由命,根本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奢望。皮凯蒂真正担心的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该怎么收场。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和巴菲特一样,都是一张选票,但经济现实却是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带来了一个严峻的两难选择:你是要经济自由呢,还是要民主制度呢?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最终会不得不放弃民主制度,但皮凯蒂认为,民主制度比经济自由更重要,所以他选择节制资本。

  可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是民主制度,99%的平民大众,人数远远超过了顶级的1%超级富豪,按道理讲,民主制度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当人人厌恶贫富差距的时候,自然会通过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趋势呢?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了一本新书《不平等的代价》,说的就是财富如何破坏了民主政治。说实话,我真心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再认真一些。这是一本让人有很高期望,但又很容易失望的书。斯蒂格利茨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在论述的细节上却过分粗糙。

  同样是论述不平等,皮凯蒂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带来贫富分化,因为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大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收入,尤其是大资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则说,之所以会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受到了财富的操纵。财富阶层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把好好的市场变成了“寻租”的乐园。借用著名金融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的话说,“pro-business”不一定是“pro-market”,有实权的大资本反而会要求政府干预,以便限制竞争对手,巩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呼吁,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财富不仅仅会影响经济政策,还会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穷人的政治热情不高,对投票和其它各种政治参与都不热衷。这很容易理解。在政治学的文献中,有人不投票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投票。如果是“理性”地计算投票的成本和收益,投票的成本肯定大于收益,你那一张票对历史的潮流不会有任何影响。人们之所以会去投票,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信仰和情怀。穷人不投票,部分原因因为他们投不了票。美国的穷人中很多是没有公民权的。有公民权的穷人,也在为生计发愁,而非为政治操心。革命从来都只是革命家自己的娱乐。

  第二,富人的政治捐款远高于穷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时尚。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总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则占捐款总数的40%。财富500强的CEO和董事长中,每5个人就有4个有政治捐款。有4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的Adam Bonica,普林斯顿大学的Nolan McCarty,佐治亚大学的Keith Poole和纽约大学的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视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阶层在捐款的时候是对左右两派都捐,这样才能和两边都保持联系。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却会投向那些自己心仪的更极端的政治力量。

  第三,美国的政治在走向极化。这主要体现在共和党更加右倾。越是新晋的共和党议员,政治倾向越是朝右。民主党的政治倾向则变化不大。饶是如此,民主党对纠正贫富差距的政策也不感兴趣。民主党之所以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共和党,主要是因为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不得民心。民主党的“左倾”体现在其它方面,比如他们更愿意谈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显得更加“进步”。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中的一些设计,如多数制(即获得最多数票的政党或候选人“赢家全得”,能够独占一个选区的席位),也引起很多诟病。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谈到,财富还有可能影响到意识形态。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观念都是深思熟虑得来的,都是客观公正的,但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的认知模式中存在着很多缺陷,人们容易轻信、盲从,也容易固执己见。这当然是非常冷静和中肯的提醒,但接下来,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始批评他的对手,那些“右派”。他说,“右派”对大众是“说教”、是“洗脑”。他说,“1984”已经降临,意思是说人们生活在奥威尔描写的那种思想控制之中。何以见得呢?斯蒂格利茨教授只是告诉我们,“右派”精心地挑选了一些美丽的词汇装饰他们的思想,大的财富控制了大众媒体,群众都很无知,没有识破权贵资本主义的伪装。

  其实,斯蒂格利茨教授自己也承认,意识形态的历史犹如生态环境的演进,是缓慢、复杂而自发的。当然,生态系统并非总是运转良好的,如果失去了内在的相生相克,一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失衡、甚至走向崩溃。同理,一个思想体系如果失去了自我批评的能力,很可能预示着这个思想体系正在走向没落。如今,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在美国占据主流,政治家不关心收入不平等,首先是因为选民不关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我是希望能够多听听暂居劣势的左派们的奇谈怪论,吸收他们的思想,这样才能左右互博,立于不败之地。我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够更详细、客观地帮我们分析,为什么经济学的生态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谁是香花,谁是毒草。

  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年代,时时刻刻保持怀疑精神是有必要的。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我的信仰献身的,因为我信仰的很可能是错的。”不仅要怀疑别人,而且要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曾经相信和正在相信的东西。王安石慷慨高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浅吟低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吾从子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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