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警察赴非洲参与维和任务:曾患疟疾命悬一线

牛犇空中执勤结束，与同事合影

张党军和当地警察一起工作

陈函在边境执行任务

　　原标题：东莞3警察利比里亚维和

　　联合国和平勋章背后的酸甜苦辣

　　全新岗位，边疆独处，也豪迈乎，有一点清苦。”作为广东维和18人警队的成员，去年7月16日，东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牛犇、虎门分局张党军、石碣分局陈函3名警察赴非洲利比里亚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这是广东省公安机关首次自行组队赴海外进行民事维和。

　　今年7月19日，圆满完成为期1年国际维和任务的三人归国，由于出色完成联合国维和任务，他们均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并被省公安厅记发个人二等功。7月25日，东莞市公安局举行表彰会，记者与维和队员面对面，听他们讲述利比里亚维和的酸甜苦辣。

　　记者郭文君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张党军

　　疟疾被误诊命垂一线

　　“当时我高烧到40℃，视线、意识模糊，觉得自己是挺不过去了，就悄悄地拿出纸笔给家人写遗书。”

　　维和期间，34岁的张党军在任务区联利团总部犯罪情报部门工作，主要负责利比里亚高危刑事犯罪以及群体性事件和骚乱的情报收集、分析以及指导工作。利比里亚是西非海岸乃至全球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人们最怕被蚊子叮咬，因为那里的蚊子不但凶猛，而且携带疟疾、登革热、伤寒等病毒，当地卫生环境恶劣，传染病流行。

　　2013年中秋期间，因为要调查跨国组织卖淫案，张党军与一名线人经常要去现场勘察，不慎在调查现场被蚊虫咬了几个包。起初他并不以为意，两天后，开始头晕、浑身酸疼，但他仍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就随便吃了一点药，仍坚持工作。第三天忙碌了一天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无力起床，这时才被同事送往当地医院。

　　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当地医院最初验血诊断不出张党军所患疾病，医生在没有做检查的情况下就要求住院，刚到病房两三分钟，医生告知他是阑尾炎，要马上做手术。赶来的队长和队员们商量后，都不同意手术，因为当地艾滋病高发，“我们在那里，连理发都是自己动手，生怕到外面划破皮肤感染艾滋病”。而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手术器具连基本的消毒措施都没有，大多数人手术后都无法生还。大家为张党军商量了详细的撤退计划，甚至已经计划好回国救治。

　　医生只好让张党军住院观察，每隔一小时验一次血，两天不能进食喝水。当晚，按照警队规定，同事们都返回驻地，只留张党军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回忆：“当时我高烧到40℃，视线、意识模糊，觉得自己是挺不过去了，就悄悄地拿出纸笔给家人写遗书。”

　　住院两天后，验血结果终于发现张党军患的是疟疾。与此同时，当地中国医疗队的药品送到了医院，由于救治得当，一周后张党军就病愈重新回归警队。而和他同期住院的另一名来自菲律宾的维和警察因延误治疗，疟源虫到达脑部最后死亡。张党军说，过去一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总部共有6名警察患疟疾死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十分感谢上天的眷顾。

　　归国前，因调查首都武装抢劫团伙案件，张党军的好朋友——当地警局刑事犯罪情报部门负责人理查德意外牺牲，这让他又一次备感生命的珍贵。“他的月收入只有200美元，家庭负担极重，我资助过他几次。后来他在家里开了一家小酒馆，我用自己的配额在联合国后勤部买了几箱免税啤酒给他卖，他一直说让我去酒馆喝酒聊天，没想到还没成行他就离世了。”

　　牛犇

　　冒患致命传染病风险驾车救同事

　　“你可真够胆大的，明知现在埃波拉疫情严重，你在口罩都没有戴的情况下开车运送这么严重的传染病患者多危险啊！”

　　和两名被分配在首都片区的同事比起来，牛犇被派往联利团五战区鱼镇和一战区卡卡塔地区工作，尤其是前者，是利比里亚最偏远的地区之一，靠近利比里亚与科特迪瓦边境，难民涌动，安全形势严峻，瘟疫流行。与联合国防暴队员们相比，民事维和警察们没有防暴队优良的武器物资和营地保护，所以安全防护差，危险性大，容易成为袭击目标。

　　牛犇说：“我在鱼镇期间租住在当地平民区的一间破旧的泥土平房里，第一次看到那房子，我都惊呆了，不敢相信是人住的。”今年1月31日是中国的春节，牛犇等维和民警坚守岗位未能与家人团聚，但他当晚终于可以睡上安稳觉。十几天前他所住平房的竹子围墙和大门被一场暴雨摧毁，没有了这唯一的屏障，住地就完全暴露在外，当地治安混乱，房屋紧靠道路，人身安全毫无保障。既要迅速修复院墙又不影响日常工作，牛犇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和聘请的工人驾车几十公里去山林里砍伐竹子等施工材料，又要在八点钟前准时赶回单位上班，往返深山数十趟，共砍得竹子、树干等将近一千根，如此十余天后终于重建起了院墙。

　　在维和中后期，利比里亚又数次爆发致命的埃波拉疫情，任务区所有军事维和人员都被要求每周吃一片疟疾预防药片，而作为民事维和警察，牛犇和同事们只能通过体育锻炼的方式加强自身免疫力来抵抗疾病。今年3月18日早上六点多，牛犇接到肯尼亚同事约翰的紧急求助电话，原来另一名肯尼亚籍同事尼古拉斯昨夜突发重病，生命垂危，请求他立即送病人去位于130多公里外的绥德鲁市中国维和部队二级医院诊断治疗。

　　牛犇立即回单位取车接上病人火速前往绥德鲁，连日暴雨使得山路更加湿滑泥泞，虽然使用四驱驾驶模式，但车辆仍多次出现侧滑险情，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颠簸山路终于到达绥德鲁市的中国维和部队二级医院，这里有利比里亚国内首屈一指的医疗条件。经过抽血化验，尼古拉斯被确诊为疟疾、伤寒和副伤寒三种传染病，病情虽然严重，但所幸的是排除了感染埃波拉病毒的可能。经过中国军医们的及时救治，他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你可真够胆大的，明知现在埃波拉疫情严重，你在连口罩都没有的情况下开车运送这么严重的传染病患者多危险啊！”事后医疗分队的常诚队长对牛犇说。“想想是有些后怕，不过同事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牛犇说：“我们维和警察，不止是平安的缔造者，更应该是友谊的传播者。”

　　陈函

　　成功竞聘维和警察托镇警局局长

　　来自英国的报告官是国际公务员，他开始不相信自己用母语起草的报告中还存在错误，并且一些错误是中国警察陈函指出的。

　　34岁的陈函在利比里亚期间，先后在首都Cango Town分局、维和警察总警监办公室和地区派出所工作。总警监是利比里亚维和警察的最高负责人，总警监办公室是维和警察的最高决策机构，陈函在办公室担任总警监秘书一职，他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二个中国警察。

　　在初到利比里亚的总警监见面会上，每名维和警察都有一分钟的自我介绍时间，陈函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泛泛而谈，而是重点讲了当地警局标准文书少的问题，只有三四种，甚至连扣押物品的文书都没有，他提出了要设计更多规范文书，帮助当地警察提高执法水平。这给总警监留下了印象，两个月后，办公室有空缺职位，总警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函。

　　相对于其他维和民警，陈函在办公室的工作安全系数较高，但是压力却不小。他主要负责代表副总警监审核并签发维和警察每日工作报告。该报告囊括了每日在任务区发生的重大案事件及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必须当天按时向纽约总部报送。这一岗位的维和警察不仅要有丰富的警务经验、文字功底，更要求有高水平的英语能力。

　　在总警监办公室，陈函一开始只负责审核好的维和警察工作周报的发送环节。但在发送前，他都会自己仔仔细细看一遍，发现其中存在的语法错误，如利比里亚国家安全局的简称（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写成了联合国本地雇员协会（National Staff Association NASA）。对于总警监已经定稿的报告，一般不得进行修改，但陈函对于存在的问题，做出标记及时向报告官反映。

　　来自英国的报告官是国际公务员，他开始不相信自己用母语起草的报告中还存在错误，并且这些错误还是一个中国警察指出的。陈函将存在的问题及改正意见一一详细介绍，多次交锋和讨论后，报告官干脆在呈交总警监审批前，将报告先发到陈函的邮箱，让他查漏补缺，然后再交总警监最后定稿。报告官休假的时候，他放心地把周报起草的工作交给了陈函，他开玩笑说：“这是个月薪一万美金的工作，你能胜任，好好干！”

　　工作性质赋予了陈函全局视野。2013年10月，总警监考虑到近期利比里亚国内暴民暴力案件上升，希望对这一现象进行调研，并提出应对的方案。暴民暴力是指当地民众抓获现行犯罪嫌疑人后多采用围殴等暴力手段，直接将其打成重伤甚至打死。维和警察刑事部门原准备聘请一个专家组用一个月以上时间来进行调查，由于时间原因陈函单独接受了这一重任。

　　他调取了2012年和2013年记录在册的全部114宗暴民暴力案件，逐案进行分析后发现，大部分的暴民暴力案件都集中在首都，并且集中发生在深夜到凌晨时分，因为那个时间段容易发生抢劫、盗窃等案件且当时巡逻的当地警力存在真空。此外，当地的刑事犯罪案件追诉成功率非常低，造成民众对警察的信任感非常低。他在报告中提出了适当改善夜间巡逻方式，增加夜间警力，并同时开展法制宣传、对嫌疑人执行公开逮捕等建议。副总警监满意地采纳了陈函提交的报告，作为维和警察协同当地警察联合开展行动的参考依据。

　　2014年3月，陈函通过任务区的选拔，成功竞聘维和警察托镇警局局长。到地区警局工作，意味着放弃首都良好的生活条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危险。